《周礼》思想结构

《周礼》思想结构

孙诒让《周礼正义序》指出：《周礼》在后来皇权时代的实际运用往往是失败的。“刘歆、苏绰讬之以左王氏、宇文氏之篡，而卒以踣其祚；李林甫讬之以修《六典》，而唐乱；王安石讬之以行新法，而宋亦乱。”之所以如此，孙诒让进一步指出：“不探其本，而饰其末，其侥幸一试，不旋踵而溃败不可振，不其宜哉！”这个批评的对象是《周礼》的后世运用者，而非《周礼》本身；但事实上《周礼》本身在制度设计上就是空想的，并不能真正切合于后来的皇权社会。《周礼》的真正价值不在其制度设计，而在其赖以进行制度设计的更为根本的原则精神。
孙诒让在《周礼正义序》中点出了“本末”问题：“不探其本，而饰其末。”尽管古今变易，然而“人之性犹是也；所异者，其治之迹与礼俗之习已耳”。这就是说，“本”是不变之人性，“末”是可变之礼俗。这使人想起庄子借老子之口所说：“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，岂其所以迹哉！”性是“所以迹”，是不变的；礼是“迹”而已，是可变的。
孙诒让明确提出：“为治之迹，古今不相袭。”对于今天的生活方式来说，《周礼》之“礼”、即其制度规范条文，可以分为三类：有些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，但很少；有些在今天还可以参考斟酌；而更多的则完全没有任何现实意义。为此，孙诒让提出“人之性”来解释《周礼》还具有现实价值。所谓“人之性”，按孟子的思想，主要就是“仁义”，即《孟子》一书开宗明义所提出的“亦有‘仁义’而已矣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。孟子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观念结构：仁——义——礼。这个观念结构的普适意义在于：对于任何社会群体的生存来说，都需要“礼”（制度规范）；然而制度规范的建构及其变动，其根据乃是“义”（正义原则）；而正义原则的最终渊源，则是“仁”（仁爱情感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