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周礼》所倡导的人文精神

制度规范正当性的根据，是仁爱精神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是博爱精神。
儒家“仁爱”观念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：差等之爱；一体之仁。只谈差等之爱，最终会逻辑地导向杨朱的“唯我”，即不再是儒家；只谈一体之仁，最终会逻辑地导向墨翟的“兼爱”，也不再是儒家。儒家的“仁爱”观念，既承认“爱有差等”的生活实情，又通过“推扩”的功夫，超越这种差等之爱，走向“一视同仁”。所谓“推扩”，就是推己及人、推人及物，例如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（《雍也》）；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）；乃至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（《尽心上》）。这也就是所谓“博爱”，即韩愈所说的“博爱之谓仁”（《原道》）。此乃制度规范之正当性的根据所在。
从差等之爱方面看，兄弟情谊只是儒家倡导的“五伦”情感之一而已，既不能设想对父母的爱等同于对兄弟的爱，也不能设想对禽兽的爱等同于对兄弟的爱；从一体之仁方面看，儒家的博爱不是一种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具有充实内容的实质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：既承认差等之爱的生活实情，又强调超越了这种差等之爱的一视同仁。
《周礼》的制度设计，体现着儒家的博爱精神。如：
保息制度：“以保息六养万民：一曰慈幼，二曰养老，三曰振穷，四曰恤贫，五曰宽疾，六曰安富。”（《地官·大司徒》）郑注：“保息，谓安之使蕃息也。”